司马迁被班固批,千古文人为何都站司马迁,排队骂班固?
01
以千古文章而论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被人骂得最少的。即便爱怼人的鲁迅,遇到《史记》,也叹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
但也不是没人骂。批评司马迁的人,主要在汉。以《汉书》作者班固为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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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、班向来为世人作比较。明代张辅言:“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,多以固为胜。”
可见至明时亦有很多人将司马迁、班固作比较,并以为班固之“才”胜于司马迁。
当然,张辅不以为然。他以为司马迁之著述,“辞约而事举,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”,即司马迁善于抓重点,行文不作老太婆的裹脚布之事。五十万言说三千年事,确实是个大本事。
班固则不然。班固之《汉书》,所叙之事,不过汉初至王莽篡政时,约二百多年事,以至于八十万言。
烦省之别,一目了然。
因史书于中国来说,以“用”为主,“良史述事,善足以奖劝,恶足以监戒,人道之常”,所谓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”。
历史如烟,人多事繁,不能提纲挈领,中流小事皆取,则史书一无可观,读之寡然无味。所以自来读《史记》者常能击节赞叹、热血澎湃,其他史书则逊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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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则司马迁行文,很有创造,常有飞来之笔,项羽不为帝王、吕后亦非帝王且是女子,司马迁亦堂皇而入“本纪”,即为明证。
且司马体例,班固因循。班固很死板。
司马迁作史,是中国史家中唯一一位非作鲁迅所谓“帝王家谱”者。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等,虽然以利害辞锋流离天下,司马迁亦能为之作传,“亦足以明其大才”。
此类事,班固是万万不会做的。
即便班固,为司马迁作传,甚至不敢多为之文,一反叙事之详的态度,只把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等抄了个遍。
顺便讥讽司马迁“博物洽闻,而不能以知(智)自全,既陷极刑”,意思是,司马迁懂那么多,智商超高,为何让自己身陷极刑不能自救。再推论司马迁“幽而发愤,书亦信矣”,其《报任安书》自伤悼,犹如“《小雅》巷伯之伦”。
《小雅》巷伯,乃指《诗经·小雅》中之《巷伯》,为西周寺人(宦官)孟子(不是儒家的孟子)因遭人谗毁而发泄怨愤之诗,寺人孟子所做之官,即巷伯。
也就是,班固推论司马迁写《报任安书》就是为了发牢骚。
这多少有些人身攻击,或以己之心度人之腹。
有趣处在于,班固讥刺司马迁“博物洽闻,而不能以知自全”,而班固的结局,却也恰恰如他所讥刺的那样。班固曾从窦宪北征匈奴,并有“燕然勒石”之功。
窦宪带兵击破匈奴,单于败走,窦宪追击,一直追到私渠比鞮海(今乌布苏诺尔湖),而后登燕然山(今蒙古境内杭爱山),去塞三千余里,刻石勒功,纪汉威德。
这作纪的人,便是班固,当时为窦宪之中护军。班固于是大笔一挥,作《封燕然山铭》,其辞曰:
“铄王师兮征荒裔,剿凶虐兮截海外,夐其邈兮亘地界,封神丘兮建隆嵑,熙帝载兮振万世。”
燕然刻石勒功,为后世传颂。宋范仲淹《渔家傲·秋思》词中“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”,即指此事。
而后,班固遇到了跟司马迁一样的事,窦宪之乱后,班固亦受株连,被捕入狱,同样不能自救,死于狱中。
笑人者,亦为人笑矣。
02
至于班固批评《史记》,主要认为司马迁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人和事——
“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,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,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,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,此其所蔽也。”
即,司马迁不分是非,是非观跟圣人之是非观不同。论天下大道总是黄老思想在前、儒家六经靠后,为游侠作传则爱写奸雄,论经济则崇尚势利羞辱贫贱者。
其实此句是最胡说八道的。圣人的是非观是什么,这就说不清楚。
如果司马迁论道以黄老为主,为何孔子在“世家”传中,而老子韩非子皆在列传?《史记》体例是本纪高于世家,世家高于列传。
按班超所谓“先黄老而后六经”,那么孔子该在列传中,甚至像老子和韩非子一样,跟别人合在一传。
“先黄老而后六经”的,实际上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之《论六家要指》,也就是班固《司马迁传》中也抄过的那本书。
司马迁绝非“先黄老而后六经”。
再看司马迁《史记》第一篇《五帝本纪赞》,司马迁开口即论《尚书》,列传之首篇《伯夷列传》开言即是“学者载籍极博,尤考信于六艺”。
这能说是“后六经”?
“先黄老”也不对,如果司马迁果真最尊崇黄老思想,那么至少不应该把老子和韩非子、申不害三个人凑合成一篇文字——《老子韩非列传》,该来个《老子世家》才对。
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对孔子、老子的称呼,有明显不同。称孔子,则曰“至圣”,称老子,则曰“古之隐者”。
“至圣”之称,司马迁之后朝代,几为孔子“庙号”。
在《孟子荀卿列传》中,司马迁先孟子,后荀子,以孟子为主。
清人王应奎《柳南文钞》说得很有意思,他以为司马迁如此推崇孔子,因为在司马迁心中,孔子非徒为鲁国一人,实天下一人也。
另外,此人还说,司马迁之所以写《史记》从《五帝本纪》开始,五帝之前的事情,一概不论,恰恰是因为孔子不道黄帝以前事。
03
单单班固的这几句批评,历朝历代都有人替司马迁辩解,把班固驳得体无完肤。
元人盛如梓的说法也有另一种道理。
他倒是不驳斥班固的话,却说司马迁之所以“先黄老而后六经”,该怪汉武帝,因为汉武帝表彰儒术,罢黜百家,宜乎大治,然而穷奢极侈,海内凋敝,不如文景尚黄老清静,天下饶给。
那么为什么“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”呢?
他的解释是,汉武帝用法深刻,臣下当诛,得以货免(可以用钱赎罪);而司马迁遭李陵之祸,家贫无钱自赎,交游莫救,卒陷腐刑。所以司马迁“进奸雄”,正是感叹没有如朱家之伦,以救己困。
最后一句,也有解释,“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”。
司马迁之所以“羞贱贫”,是因为自伤自己贫穷而无以自救,所以才说“千金之子,不死于市”。
(按:“千金之子,不死于市”见司马迁《越王勾践世家》中范蠡事件。)
总之,他说班固一点不体察司马迁的心,瞎起哄讥讽人家,太过分了——“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,过矣!”
盛如梓为司马迁辩解的前一句实际上有点没抓住根本,后面两句倒是不错。
但无论如何,历朝历代为司马迁鸣不平的大有人在。
魏晋的傅玄,大有名头,他的谥号是“刚”,评论文学时也很“刚”。他的反对意见,是直接骂班固。《全晋文》中有载,傅玄曰:
“吾观班固《汉书》,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,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,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,非良史也。”
也是三句批评,总结起来就是,班固《汉书》论国体就拍马屁说好话粉饰太平,谈教化以貌取人不看本质,述时务文字虚美不顾事实。不是作史的好材料!
另一个版本中,除了这几句,还加了一句:
“班固《汉书》,因父得成,遂没不言彪,殊异马迁也。”
这句就比较狠了,这是指责班固的人品了。
因为班固作史,恰恰也是受父亲班彪的影响,这跟司马迁有点相似。班固作史之前,班彪已在潜心续写《史记》(不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乃汉史),所以班固的《汉书》,有很多部分实际上就是在班彪的基础上,要么增加,要么续写。
应该说《汉书》至少一半功劳是班彪的,但是班固一生,到死都从未说过父亲班彪的半点功劳,这就叫“遂没不言彪”。
反观司马迁,心心念念是秉承父志,忍辱修史,虽然他的很多认知跟司马谈并不一样,但总之对父亲司马谈还是推崇备至的,甚至推功于父亲。
班固骂司马迁三句,是可以反驳的,傅玄骂班固那三句,几乎无法反驳。
实际上,就连班固也是佩服司马迁的本事的,只是不直说,而是借别人之口说出来的。
他在《司马迁传》中虽然批评了几句,但依然说“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材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
以刘向、扬雄的大才,尚且佩服司马迁提纲挈领、清晰理事的本事,班固自然也佩服。要知道《史记》写作时,尚用竹简,司马迁写三千多年的事情,却能理得清清楚楚,相互之间关联紧密,偏能突出重点。
这本事,简直惊世骇俗!现在即便给你电脑,这些资料也未必能理清楚。
最关键的是,“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”。
人无完人,写史的人,本就要秉着书写事实的目的,一个人一生,好坏对错,都是交织存在的。司马迁是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有好的地方,一定写出来,有不好的地方,也写出来,这才是完整的人。汉高祖刘邦“好酒及色”,但一点也不影响他的丰功伟绩。
事实上,自《史记》之后的史书,能做到这一点的,几乎没有。
班固其实也是不得已,汉明帝永平五年(公元62年),班固正撰《汉书》的时候,却被人告发“私修国史”,班固立即被下狱,命都快保不住了,弟弟班超为他伸冤,这才保住了命。而后是汉明帝让班固作史。
也就是说,班固作史,是奉王命的,目的是彰显“汉德”,这就不允许他“不隐恶”。
班固没顶住这压力。
汉明帝甚至与班固、贾逵、郗萌等人讨论过司马迁,主要针对司马迁所写的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班固第一个表示,司马迁对秦的评价不对,因为司马迁没有说出秦灭亡的必然性。
同时,皇帝问到关于司马迁写《今上本纪》(指汉武帝本纪)而引起汉武帝大怒毁削文章的事情,班固等表示司马迁随意讨论帝王是非,不是好人。
以此而观,傅玄所谓班固“饰主阙而抑忠臣”,是一点也不错的。
班固做不到司马迁的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就干脆三缄其口,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了。但这与刘向、杨雄等所谓的“实录”,就差得远了。
后世从汉到清再到鲁迅钱锺书,全为司马迁说话,就不难理解了。连韩愈都认为司马迁之文为汉之最;柳宗元甚至认为“浑然天成、滴水不漏,增一字不容;遣词造句,煞费苦心,减一字不能”。
李太白、苏东坡莫不仰之若神,司马迁之伟,岂是班固三句批评能掩盖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