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明朝中后期开始，葡、西、荷、英等国殖民者陆续侵入东南亚，在争抢香料、开拓殖民地的同时，也开始对久居此地的华人进行迫害，乃至屠杀。在清朝前中期，荷兰殖民者曾在印尼大肆屠戮华人，遇难者多达万余人，然而当消息传回国内后，乾隆帝并未对同胞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，亦未抗议、严惩荷兰，而是说了一番无情冷血的话，令国人为之寒心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早在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尼之前，大量的中国移民便已经从福建、广东等省迁居至此，并凭借着聪明勤奋、吃苦耐劳，得以在当地发财致富。等到18世纪初印尼完全沦为荷兰的殖民地时，当地华人的数量已经极具规模，并已经控制当地的经济。华人的强势存在引起荷兰殖民当局的忧虑，他们担心清朝会利用华人“捣乱”，进而实现占领印尼的意图。

为了消除这种隐患，最好的办法便是遏制华人势力的增长，直至将他们消灭。为此，1727年、1736年，殖民当局两次颁布政令，凡是居住在巴达维亚（今雅加达）的失业或无居留证的华人，一概要被驱逐出境。1740年，这种专门针对华人的大逮捕、大驱逐活动达到高潮，由于部分被逮捕者遭到残忍杀害，从而引发华人与殖民当局之间的冲突，并导致当年10月的华人起义。

然而，由于叛徒林楚的告密，起义计划被提前泄露，导致殖民当局抢先采取行动。当年10月9日，殖民当局对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展开大屠杀，前后持续7天时间，共杀害华人万余人，焚毁房屋六、七百座。由于大屠杀主要集中在城西的红溪河，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“红溪惨案”。经此浩劫，华人的数量急剧减少，地位一落千丈。

虽然荷兰殖民者严密封锁消息，但依然有部分华人成功地逃出印尼，并将消息传回国内。由于担心清廷会据此采取军事行动，并对本国实施贸易制裁，因此殖民当局在争得荷兰政府的同意后，于1741年派出使节前往中国“谢罪”，希望能够获得清廷的谅解，并继续维持通商贸易。然而，清廷拒绝荷兰使者进京的请求，只是命令两广总督策楞接待他。

策楞出身满洲权贵之家，骨子里极端鄙视汉人，对于海外华人更是充满仇视。因此，在获悉荷兰使者的来意后，策楞将相关情况写成奏折呈交朝廷。在这份奏折中，策楞对荷兰殖民者的罪行毫不在意，反而肆意抹黑遇难的华人，妄称他们全是为非作歹的奸徒，被杀纯属咎由自取（“自弃王化，按之国法，皆干严谴。今被其戕杀多人，事属可伤，实则孽由自作！”见《清朝文献通考·卷二九七》）。

跟策楞一样，乾隆帝虽然整日宣扬“满汉一家亲”，但骨子里却对汉人充满猜忌和敌意，对于海外华人更是如此。正因如此，在看完策楞的奏折后，乾隆帝做出批示，声称“红溪惨案”虽属不幸，但既然荷兰已心生悔恨、忧惧之心，所以不必再加训责。况且，遇害的华人皆是当地出生，属于自绝于中国的“弃民”，他们的遭遇纯属咎由自取，跟“圣朝”没有任何关系。

就荷兰殖民当局的两大忧虑，乾隆帝在批示中做出承诺，清朝不会派军队进攻印尼，并且双方间的贸易往来照旧进行，以此来宣扬“圣朝”广布四海的“恩德”。消息传出后，不仅海外华人为之大失所望，就连国内的有识之士都为之寒心。反观荷兰殖民者，则在逃避清廷的惩罚后，无不欢呼雀跃，并就此坚定他们继续迫害华人的决心。

今观其于我商回棹，加意抚慰，遣船护送，谆嘱以照旧生理，并将噶喇吧番目撤回更换，则该番已知悔惧。且伊所戕害者，皆久居之汉人，土生之汉种，此皆自弃化外之人。请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，以广我皇上德教覃敷，洋溢四海之至意。引文同上。

最后说几句题外话。正因为乾隆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冷血麻木，饱受殖民者欺凌的海外华人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，对清政府的仇恨愈发强烈，迫切希望推翻它，重建汉族政权。正因如此，在同盟会建立前后，东南亚的华人群体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，为终结清朝、创建民国立下奇功。由此来看，乾隆帝当年的冷血之举，为清朝的灭亡种下“祸根”，纯属咎由自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