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龙治民这个人名，大家可能比较陌生。他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有公开报道过的第一个杀人狂魔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超过48人。
事情要从1983年的商洛市说起，这一年的陕西商洛市下属的商县（现在改为商州区）接连出现怪事，一些进县城的务工人员跟买卖东西的农民接二连三的失踪。商洛自古以来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，由于经济及其落后，这里长时间作为流放的场所。在这里，可耕种农田稀少，大量农村劳动力闲赋，唯一的活路是进城务工。但是这里的人务工有个特点，从不离家太远，只在附近的县城寻找工作机会。这样一来，县城长期聚集等待务工的农民。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主要以打短工为主，多则十天半月，少则一天两天。他们往往找到工作后直接上工，不跟家里联系。一个人失踪十几天属于正常现象，家人只认为他们找到了工作而已。可是有的人从此就一去不回，人间蒸发了一般。失踪的民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，身上有没有带着财物，不存在劫色劫财的可能性，开始家人也没往坏的地方想。

直到了1985年5月，2年时间内，商洛市商县一地报案失踪人数高达37人之多。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遇害，当地警方定性为失踪案，没有关注。警方不管，家人只能自自发寻找失踪的亲人。刘湾乡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年，从1985年5月开始就不断寻找失踪的弟弟杜长英。 5月16日，杜长年兄弟两人去县城买东西。杜长英要去买猪吃的豆饼，兄弟两人在县城分手。可是，杜长英就此失踪，再也没有回过家。杜长英和其他民工不同，他自己还有十几头猪需要照顾。杜长英顶多偶尔帮人做一二天零活，从没有连续三五天不回家的，肯定是出事了。焦急的杜家，开始在县城寻找失踪的杜长英，毫无踪迹。 5月27日，杜长年路过县造纸厂，找到厂里的出纳，表弟候义亭。侯义亭在县城认识的人多，杜长年希望他帮忙找找人。谁知道，杜长年刚刚说完弟弟失踪的事情，侯义亭的脸色就变了。 侯义亭很紧张的说：坏了！坏了！ 杜长年急忙问：怎么回事？ 侯义亭：2天前，有个叫做龙治民的农民来出纳室取钱。他拿着一张卖草的条子，金额是1.85元，署名却是杜长英。我很奇怪，问他“杜长英是我表哥，怎么他的条子在你手上？”龙治民明显吃了一惊，结结巴巴的说“你表哥欠我好几元钱，拿这个条子抵债的”。我说“我表哥家里挺宽裕的，没听说过向人借过钱”。我没把这1.85元给他，龙治民就悻悻的走了。你看，这是怪不怪？失踪会不会和龙治民有关？ 杜长年觉得龙治民很可疑，赶快告诉了其他亲戚。这一说，杜长英的媳妇说他们都认识龙治民，后者是杨峪河乡王墹村人，今年是44岁。至此，杀人恶魔才浮出水面，接下来发现的情况让所有人都头皮发麻。 龙治民3岁丧母，是独子。父亲对他爱如珍宝，特别娇惯。由此，龙治民养成了很多坏品质。他矮小猥琐，游手好闲，厌恶劳动，偷奸耍滑，是村里最大的祸害。龙治民非常懒，懒到不可想象。家里从不收拾，距离几十米就能闻到有一股恶臭。一个村民说：说我家乱，他家比我家乱十倍。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，一进屋差点被吓一个跟头。那股臭味，比粪坑还臭。他家里乱七八糟像个垃圾窝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成年以后，龙治民长期装病不下地劳动，甚至连口粮都要别人送到家里去。生产队规定每个劳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工400个，龙所做却不到100。此人倒是颇为擅长言谈，思维敏锐，反应很快，。少年时期，龙治民相当好学，小学时成绩是班级第一。在那个取消高考的年代，龙治民读书无用，只能老实做农民。 文革时期，二十多岁的龙治民曾经参加了当地的造反派组织，还参加了商县的武斗和打砸抢。一种说法，在那个时候，龙治民曾经打死或者打伤过敌对派的人，可能开过杀戒。时代特殊，最终没有追究龙治民的罪行。怕仇家报复，龙治民在1974年搬到王墹村。这是一个距离公路只有三四十米的大村子，人口有800多人。文革光环没了，他的身体又弱，身高只有1米5左右，还有慢性病。这家伙非常猥琐，曾经在1977年冬将一痴呆女子骗至家中奸宿数日，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。由此，龙治民在村里名声极臭，连正经媳妇都没找到。 1978年，他娶了一个因脑膜炎导致下肢瘫痪的女人闫淑霞，婚后生有1女。瘫痪的闫淑霞自然不能做农活，龙治民又体弱多病，婚后家里更是一贫如洗。龙治民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，队里多次催要，他不理不睬。总之，龙治民在农村也是一个混的很惨的人。 杜家人认为：杜长英和龙治民并没有深交，平时还颇为瞧不起龙治民，又怎么可能向他借钱？5月28日，杜长年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亲戚，在县城堵住了龙治民，追问弟弟的下落。 谁知道，口角油滑的龙治民推得一干二净：你弟弟这么大人了，他去哪儿我怎么知道？他欠了我不少钱，我还要找你们呢？正好，你帮他把钱还给我。杜长年等人说不过他，只得扭住龙治民，准备送到派出所去。龙治民赖着不走，大喊大叫，惹得大量群众围观看热闹。就在他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有个叫做姜银山的汉子推开人群，一把抓住龙治民的衣领：你说，我弟弟到哪里去？去年11月，姜银山的弟弟，上官坊乡某村副支书姜三合从西安打工回来后，在县城失踪。姜银山同其他亲友找了半年时间，毫无踪迹。直到今年5月，姜银山遇到一个知情农民，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农民说：当时我蹲在西关车站抽烟，等着有人来雇我。后来我看到姜三合也在远处抽烟，就想过去打个招呼。我还没走到，就看到那个叫龙什么民的人和他攀谈起来。我就蹲在一边，抽着烟等他们说完。两人谈的是去龙家挖猪圈的事，龙答应一天给5元工资。我听了一会，见两人还在讨价还价，没耐心等了，自己走了。我后来远远的看到，姜三合和龙治民一起离开的。姜银山又询问他人，发现龙治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等处，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。姜银山觉得弟弟失踪一定和龙治民有关系，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均无回音。这次姜银山又去有关部门反映，偶遇到龙治民被杜长年他们扭住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听了姜银山的这番话，杜长年更是觉得龙治民有问题。一个人和龙治民有关的人失踪，也许还是巧合。两个人就不是巧合了。这几个大汉扭着龙治民的脖子，要送到派出所。谁知道，龙治民直接撒泼，躺在地上不愿意走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一边看住龙治民，一边去报案。 审问到凌晨4点，龙治民只字不吐，还故意胡言乱语，似乎是很愚笨又没见过世面的农民。派出所一时也被龙治民迷惑：这样一个矮小猥琐的蠢蛋，怎么看也不像是罪犯！杜长英和姜三合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，就算和龙治民闹翻厮打，吃亏的也肯定是龙治民。只是，县公安局退休干部的亲戚失踪，不便于将龙治民随便释放。最起码，也要去龙治民的家里看看。 有意思的是，龙治民不断喊冤，连喊了几个小时：“你们咋随便关人哩，国民党嘛！我是先进，龙先进！（他老婆生了一个孩子以后结扎，被授予计划生育先进。） 第二天，王扣成带着几个民警赶赴龙治民在王墹村的家。 当时的报道这么写：龙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，昏暗得像个地窖。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，有几处好像被铲过；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，呈乌紫颜色，像血迹。龙妻闫淑霞下肢瘫痪，行为古怪（她患过脑膜炎），一会儿说：”屋里没啥。”过了一会儿又说：”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，晚上我睡在炕上，听见外间有动静，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。”问她怎么回事，她又不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没头没脑地说：”我洗衣服，水红红的。”龙家西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，柴草、空酒瓶、破布片等，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；东厢更加黑暗，污浊，杂物充盈，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。房间里有一种浓重的臭味，让人无法忍受。 有意思的是，王扣成隐约觉得这种臭味不对，似乎含有他很熟悉的味道：尸体的臭味。于是，几个民警和村治保主任在龙家四处搜查。还不到10分钟，东厢房内的村治保主任，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。民警们急忙赶来，发现屋角一堆柴草下，赫然有2具拥抱在一起的裸体尸体。其中之一，就是失踪的杜长英。另一具却不是失踪半年多的姜三合，而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。这两人都已经死去多时，尸体开始腐烂，发出一阵阵的恶臭。致死的原因很明确，是头部被钝器打击所致，其中杜长英的头几乎被砸扁。 众人被惊的目瞪口呆，但这还没完呢。他们继续搜索，又发现屋门后一个化肥袋子鼓鼓囊囊，不对劲。打开来一看，里面赫然是一具全裸的女尸，年龄大概50多岁。这个女人死亡时间不超过3天，还没有发出臭味。仅仅龙家屋里就找到3具尸体，看来这是特大案件。 三具尸体的发现，立即引起了轰动，全村的村民前往围观，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。王扣成立即返回县城，向组织上紧急汇报。龙治民迅速被戴上了重刑犯的手铐和脚镣，防止他逃走。罪证确凿，自然对龙治民用刑了。事到如此，龙治民说不说肯定都是一死了。这家伙很聪明，为了避免吃眼前亏，交代了自己的杀死三人的经过，先把人骗回来做工，等晚上工人睡觉后，放松了警惕，再让残疾老婆来勾引做工的人，趁他们防备不足，从背后用钝器将人头盖骨砸碎。 公安人员带上警犬，再次搜查龙家，没有新的发现。据村民们讲，龙治民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，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，这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。在村民的提醒下，民警挖开了萝卜窖，并清理出一个长3米、宽2米的场地。当揭开窖内苞谷秆时，里面竟然有八九具尸体，是以码柴禾的码法，头足彼此交错倒置，整齐而紧凑，但从边际可见，下面至少还有一层。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。现场勘察的公安人员发出指令：暂停勘察，立即上报省厅! 一个排荷枪实弹的武警，封锁了埋尸现场，另有一个连在城内随时待命，军分区独立连也进入戒备状态。陕西省公安厅长副厅长张景贤和一班刑侦干部第2天抵达后，挖掘工作重新开始。起尸，照相录象，编号登记，解剖。黄昏7点多，掘出的尸体数目已经升至20具。夜幕降临，勘验工作停下来。 5月31日黎明，3号坑的挖掘与尸检工作重新开始，尸体的数目继续上升。上午11点，“3号坑”清理完毕，整整33具尸体。对于和平时期的凶杀案，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了!勘验人员相继走出席围，摘下口罩扔掉，长长出了一口气。然而公安人员不敢稍有松懈，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案情还有扩大的可能，但也无迹象表明案情会就此终止。稍事休息之后，大家手执有金属尖头的标杆在龙治民家周围探测。谁也不希望再有所发现，即使再发现什么，也希望是有关的物证。大家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。就在这时，上午11时30分左右，当一个公安人员再一次把标杆插进土地时，他突然僵止在那里，人们的视线向他聚拢过来……“2号坑”就是这样被发现的。该坑在“3号坑”东侧两米处龙治民家的猪圈内，掘出了8具尸骸，排列整齐，头足彼此倒置，与“3号坑”如出一辙。可见坑内被害者比“3号坑”内被害者遇害要早。 就在勘验工作进行的同时，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，地震般强烈的撼动了商洛全境。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。 公安人员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，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，作出了初步结论：作案者为龙治民一人，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。 在龙治民家中搜出存折15张，款额533元；现金3.13元，粮票91.5斤，手表4块，各种物证1011件。 案件查明后，龙治民夫妇最终于1985年9月27日被执行死刑。